苦海新桥——我的狱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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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新桥——我的狱警生涯》精彩片段

第四章特殊学校
“听了四个中队的敌情，我再说一下。”应树根扫视几个部下一眼，语调铿锵地说，“全大队总的情况还算稳定，后半个月除发生八起打架事件外，没有发生别的案件。从各中队排的危险分子看，我们大队的敌情是很严峻的，特别是三中队破获了周长林预谋脱逃案，说明我们的敌人时刻都在暗中准备，时刻都在想着和我们做斗争。我们脑袋中对敌斗争的弦永远不能松！但有的中队危险分子报得太少，是不是该报的没有报？”
应树根说到这儿，四个中队指导员都看着他。一中队指导员刘强报了3个危险分子，二中队报了4个，三中队报了6个，常日班中队报了1个。大家都互相看了一眼，猜想着应树根指的是谁。今天是每半月一次的大队“敌情分析会”，参加会议的除应树根和大队管教干事刘光明外，还有四个中队指导员，分别是一中队刘强、二中队欧阳林、三中队韩伟力、常日班中队常伟。常日班中队只有二十来个人，报1个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其他三个中队人数都差不多，但一中队报的危险分子只有三中队的一半，虽然没有确定危险分子比例，由各中队自报，但应树根的语气明显是希望多报，不满意报少了的中队。四个中队指导员的年龄都差不多，都是三十五六岁到四十岁的样子，但除了刘强是军人出身外，其他三人都是由工人转为干部的。表面上刘强似乎“另类”，但刘强为人比较谦和，与其他几个中队领导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也都比较融洽，因此在这里并不存在圈内圈外的说法。刘强像往常一样，掏出烟盒后抽出三支，先丢一支给应树根，另两支给身旁的欧阳林、韩伟力，最后再抽出一支，在韩伟力递过来的火苗上点上火，慢悠悠地吸起来。他看着应树根眯眼吸烟的样子，主动说：“有几个是吊儿郎当，但够不上危险分子，像程才，说他会逃跑、杀人可能性不大，我们就没有报他。”
“都已经送猪油啦。”应树根吸口烟很认真地说，“这是撤回来了，要是还在四大队，会不会搞大女犯肚子都难说。”
欧阳林、韩伟力两个人都笑起来。韩伟力笑着说：“不可能吧？哪有机会哦。”
应树根半嗔半笑地看着韩伟力他们说：“真是蠢耶，早班中班不会，上晚班不会呀？车间里就那几个队长，像程才这样的人如果和女犯勾搭，趁队长麻痹，躲到哪个角落里搞鬼不可能吗？”
面对应树根想象出的后果，刘强他们几个指导员不再吭声了。应树根善于未雨绸缪和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虽然有点过，但他脑袋中安全这根弦始终绷得紧紧的，又让人无话可说。
也许受应树根感染，三中队指导员韩伟力看着他说道：“我们中队万长林也是个好难捉摸的家伙，平时不怎么吭声，和人动手就往死里搞。这家伙刑期又长，还有十几年。”
“犯什么罪？”应树根问。
“杀人。”
“这种人也要警惕，平时多注意观察。”
韩伟力点点头。
应树根见几个下属没再接话，便把烟屁股在烟灰缸里按灭，开始布置几项工作：“一件事是下半年犯人减刑，各中队按条件先摸底，功多的往前排，减余刑的往前排，报上来再定人数。第二件事，今年春节支队又要搞文艺会演，我们大队要出3到4个节目，我和小刘商量了一下，每个中队准备2个以上节目，常日班准备一个，合起来就有六七个节目，到时大队筛选后报支队。小刘负责这项工作。”应树根停了下又说：“说实话，唱唱跳跳我不喜欢，但这是任务，我们要认真完成，各中队要重视这项工作。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几个指导员没有吭声，刘强说：“一中队可能还是要程才独唱，每年他都有这个节目。”
“可以呀，没问题。”应树根认真地说。
大队内勤刘光明笑着说：“程才独唱是我们大队的必上节目。”
“大队放心，我们用他就没有顾虑。”刘强挺实在地说。
“老刘，”应树根看着刘强说，“用归用，但可用不可信。”
见众人没再接话，应树根继续说道：“另外一个问题，一些人反映文化课上得没味道，有的还说宁可去车间加班。你们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不行有的人干脆明年就不要去上课了，省得耽误生产。看这趋势，明年生产任务可能还会加码。犯人不愿上课，我还巴不得。”
这话一说完，立即得到韩伟力的响应：“犯人读什么书，要会读书还来劳改队干什么？”
欧阳林笑着道：“人家愿意读的还是要让人家读，有些人上扫盲课的积极性就很高。”
应树根把目光投向刘强和常伟，两人都没吭声，应树根就宣布散会：“那就这样。”
犯人上课的事情，刘强一直没怎么关心，因为都是按照管教科教学组的安排进行的，自己中队上课的人也有几十个，扫盲和高小班、初中班的都有，也听有的犯人说过不愿去上课，但他都不怎么理睬，只是觉得叫你上你就上，多读点书有好处。支队也要求犯人上课期间各大队民警要到现场督学，只是刚开始办学时，大队还常会督促中队民警去教学楼看看，后来时间一长，也就没人过问此事了……刘强心里想着这些就回到了中队办公室。
办公室只有陈兴国一个人，今天上早班，马小牛和方冬生在车间带班生产。刘强让陈兴国兼了中队的内勤工作，安排他带班的班次少些，陈兴国只要不带班，就在办公室待着。刘强坐下接了陈兴国递的一支烟，侧着身子向坐在后排的陈兴国传达了应树根布置的几项工作，又指导陈兴国如何具体操作。
一天很快过去，今天晚上刘强和陈兴国进监。下班后吃过晚饭，七点不到，两人就先后来到了中队办公室。上课的人开始下楼去教学楼，刘强站在办公室门口，走廊上乱哄哄的，楼梯拐角处光线暗淡，男犯们拥挤着往下走。刘强看着马贱根等人说：“不要挤。”马贱根朝刘指导员笑笑，下楼去了。
走廊上安静下来。刘强回到座位，拿出烟，一支放到陈兴国办公桌上，一支叼在嘴上，两人惬意地聊了会儿天。烟抽完，刘强招呼一声：“我去教室那边看一下。”
陈兴国定定地看着他出了门，心里一时无解。
刘强穿过篮球场，一口气爬上五楼，在几个教室外走走看看，犯人在上课，教室里比较安静，但刘强从走廊经过时，不少人都转头往外看，刘强觉得自己惊扰了犯人学习，便回头下四楼。一过楼梯拐角，就见高森林站在办公室门口。高森林是这里的管理干部，犯人上课时他经常站在这里瞅着，这里是上五楼、下三楼的楼梯口，立于此，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见刘强从楼上下来，高森林侧着身子说：“进来坐坐？”
刘强走进办公室时，周文彬正低头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年轻的陈东山在看一份什么材料。办公室有四张办公桌，门边有张长条椅。刘强见只有周文彬他们三个，便在前排一张空椅子上坐下。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转转？”周文彬见了刘强笑笑说，“你们大队好久没人过来了。”
刘强掏出烟，抽出一支递给周文彬，又抽一支给高森林和陈东山，两人摇摇头。刘强和周文彬点了烟后笑笑说：“今天过来看看。”
“事是没什么事。”坐在后面椅子上的高森林随意地说。
“这几年上课比较正常，大队干部来的少了。”周文彬说。周文彬近五十岁，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和高森林、陈东山都是犯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元老，虽然没上过大学，但十分勤奋，除管理教学业务外还坚持写新闻通讯稿件。他手下有一批通讯报道员，在他的组织下，支队的通讯报道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上课，周文彬和高森林每周都得进监三次，年过五十的周文彬从不缺席进监，哪怕冬天刮风下雨，他都咬牙坚持，一头地地道道的老黄牛。
“现在犯人上课安静了。”刘强有点自问自答地说。
“前几年整了一下子。”陈东山说，“刚开始时，有些人利用上课拉帮结伙，还打了几次架。”由于文化课以文化程度编班，一个班有几个大队的人。这些平时分车间劳动、分监舍关押的犯人，几乎一年到头都老死不相往来，上文化课是他们难得亲密接触的机会，自然开心寻乐，没事找事，无事生非。
刘强问道：“现在犯人愿意上课啵？”
周文彬看着侧身坐着的刘强，没有接话。陈东山思索着说：“应该说低年级的比如扫盲班、小学班学员还是自愿的，学习积极性也高，初中班学员多数也有积极性，但不排除有些人是干部要求来的，这样的人来了也是混时间。”
“找老乡，找熟人闲谈扯淡。”高森林插话道。
刘强问道：“上课规定没有变吧？”
“没有。”陈东山说。
周文彬看着刘强很认真地说道：“办学的政策是硬性要求，带有强制性。说实话，如果都让犯人自愿上学，那人就要少好多。如果那样，办学初衷和意义就要打折扣了。”
作为犯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元老，也是西山纤维厂建厂元老之一的周文彬，对西山支队的办学工作深有体会。西山支队对犯人的文化技术教育工作很重视，早在五十年代末建队初期，支队就以班组为单位，由文化程度较高的犯人组长兼任文化或技术辅导员，每周或半月上一次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七十年代末西山纤维厂恢复劳改支队建制后，首先在男犯各队开展了扫盲教育，采用自编课本，因陋就简地在监舍走廊上课。后来女犯大队也办了学，开办了扫盲、初小班和语文、数学两门课程，购买了扫盲识字课本和职工业余学校课本，由初中以上文化的女犯兼任教员，一周上课两次，每次两课时。男犯和女犯的技术教育都是干什么学什么。支队早期开展的这些文化技术教育局限在大队一级进行，规模小，要求也不高。1981年8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及其后下发的《会议纪要》，明确提出在继续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工作方针的同时，要将监狱办成特殊学校，普遍开展“三课”教育。也就是从那以后，当时主管全国监狱的公安部和后来接管监狱工作的司法部开始在全国监狱系统推广山东劳改系统创办育新学校的经验，为此全国监狱掀起了一轮大规模开办犯人文化技术学校的热潮。也就是在这一东风劲吹下，西山支队部开办成立了“西山纤维厂文化技术学校”，1983年在男犯大院开办“文化技术学校一部”，过了两年又在女犯大院开办了“文化技术学校二部”，到1986年教学规模扩展到教学班40个，开设了扫盲、初小、高小和初一、初二、初三等文化班，同时一部开设了裁剪缝纫和钟表修理班，二部开设了缝纫等职业技术班，全校学员在册人数达到1500人，应入学率达到96%，平均到课率达到97%。也就在这一年，经省劳改局和地方教育部门、人事部门考核验收，支队犯人文化技术学校被命名为“江中西山新岸学校”。
“现在学校办到这种程度，支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周文斌把烟屁股丢到烟灰缸里说，“说实话，支队之所以花功夫办这些文化技术班，目的就是让这些失足青年学习一些起码的文化知识和谋生本领，用教育、感化、挽救的方法来唤醒这些犯了罪的工农子弟，矫正他们的道德品行，变害群之马为有用之才，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但人是有惰性的，你让他自己选择，那肯定达不到目的。他要是自觉，还会进劳改队呀？所以我们办学校，必须半强迫，逼着他们求学上进。”
刘强显然受到了周文彬一番宏论的感染，他伸伸右手拇指道：“老周说得好。”
高森林也夸奖说：“‘作家’就是‘作家’。”周文彬是省劳改局《新生报》的特约通讯员，还经常在省《法制报》等报刊发表新闻通讯稿件，被高森林戏称为“作家”。
忽然，外面响起一阵“丁零、丁零……”的铃声，下第一节课了。高森林起身到门口去瞅着，外面开始有了些嘈杂的声音。
刘强又丢一支烟给周文彬，还特意为他点了火。刘强吸口烟说道：“老周，说实话，犯人上学的事，我们下面的人认识不太到位，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刘强离开教学区回到中队办公室时，陈兴国正低头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见刘强回来了，陈兴国说道：“节目的事，程才独唱算一个，另一个就是张玉树笛子独奏。”
刘强把杯子里的茶喝了说道：“这两个是我们的老节目，演了好几年了。有没有别的节目？”
陈兴国说：“有文艺细胞的也就程才他们几个。要排别的什么节目比较难，小组合唱倒是可以排，但很难选上。”陈兴国上大学时在学校参与过班级的节目排练，有那么点文艺细胞。
刘强点点头，过了会儿又说：“把程才叫来说一下，不能让他背着包袱演出。”
陈兴国起身出门，不一会儿便将程才带了过来，让他在墙根那张小板凳上坐下。程才见办公室只有指导员和陈队长，神情很放松的样子。刘强瞧他心境不错，便随口问道：“在号子里做什么？”
程才两只大眼睛眨了眨，随意回答道：“没做什么，他们在打扑克，我和王文清、熊根水在说下半年减刑的事。”
“你现在有几个功？”
“六个功。”程才说。
“还有两个警告，一个表扬。”陈兴国看着打开的软皮抄说。
“有什么想法？”刘强望着他。
“我来七年了，从没减过刑。”程才阴郁地说。
刘强一直管着程才，清楚他的情况。程才平时的表扬都是靠劳动所得，由于经常违反监规，思想改造扣分多，一年得不了几个表扬，再加上多次禁闭和处分，冲抵后也就剩下这么几个功。去年他们中队倒是计划给他报减刑，报到了大队，但是被打下来了。应树根就一句话：“给反改造分子减刑要慎重。反改造分子”只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没什么具体标准，也没有以什么方式明确过，但应树根张口就给这么一顶大帽子，叫刘强没法说话。现在一年过去了，到了该给人考虑的时候。刘强很认真地看着程才说：“你的情况中队都清楚，我们会根据条件考虑。”
见程才点点头，刘强以轻松的语气问道：“你现在歌唱得怎么样？”
“好久没唱了，有时哼两下。”程才看着刘强道，“春节又要演出？”
刘强惊于他的敏感，点点头说：“中队要出两个节目，参加大队排练。”
程才的头微微侧着，没有接话。陈兴国插话道：“独唱是你的强项，男犯大队你是一号男高音，没谁比得过你。”
陈兴国一番“吹捧”，令程才的脸色多云转晴，只见他抬头直面两个民警说：“不是你们队长对我好，我都不想唱了。”
刘强微微笑道：“为了中队荣誉，你不会计较吧？”
“你想一下，准备唱什么歌？”陈兴国问道。
程才略思索了一下说：“广播站放过阎维文的《小白杨》，蛮好听，找得到歌谱么？有就唱这首。”
陈兴国说：“没问题，歌谱我来准备。”
外面楼道开始响起了众人上楼的声音，上课的人回监舍了。刘强见谈得差不多了，便鼓励道：“相信你有能力拿个奖回来。”
“指导员，你们放心，我一定把歌唱好。”程才起身挺认真地说。
见程才出门走了，陈兴国忽然看着刘强问道：“他怎么不上课？我看他的登记表上只有小学文化。”
“这事说起来话就长。”刘强说，“八三年那年吧，支队办学校，教室就在我们五楼，那个时候北面那栋楼还没建好，各大队、中队按要求让犯人去上课，我们中队也有三四十个人，其中就有程才。你知道，上课都是按年级编班，几个大队的人坐一个教室，难得的见面机会，没想到三天新鲜过后矛盾就出来了，打了几次架，关了几个人，教学组的干部再也不敢让几个打架的头子去学校了。程才就是其中一个，教学组不肯让他去上课，说去可以，干部得天天陪着。大队一想这太麻烦，就不管他上课的事了……后来才得知，程才他们和人闹矛盾是真，实际上他不去上课才是目的。他就跟我说过：‘我要坐得住还会来劳改队呀？’你看，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以后就再没去上过课。”
“这家伙还真是怪才。”陈兴国打烟给刘强道，“居然还识谱，我都一般般。”
刘强说：“我晓得，那是年轻时流浪学会的。”
“流浪者中有高人。”陈兴国眯眼吐着烟雾说。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哪一行都有能人。”刘强看看表，已经九点半了，便起身道，“走吧。”
下楼出了大队院子，刘强又就着刚才的话题说：“蔡树林你了解吧？”
陈兴国说：“过去不了解。”
“别看他跟我们队长靠得近，蛮听话，人家以前可是革委会副主任，手下有上千人呢。”
“他犯的是‘打砸抢’。”
“就是他下令打死了人嘛。”
陈兴国说：“从我接触这一年看，虽然他有城府，但人正直，也有正义感。”
“实际上蔡树林这号人本质不坏，也有能力。你不知道吧，他还是‘老三届’呢，就是天公不作美，碰到了‘文革’，摔了跟头。”
“难怪我觉得他怎么与众不同，不像其他人尽搞些小儿科。”
刘强有点叹息道：“人的一生不容易，关键时候要把握好。”
两人走出监狱大门时，夜深了，满天繁星，国道上已几无人影，远处才有车灯朝这边移动过来。他们穿过公路，往生活区走去。陈兴国兴头正浓地说：“你觉得车峻怎样？”
“诈人钱财，老百姓最恨这种人，和蔡树林不好比，本质还不如程才。”
陈兴国说：“我也觉得他不如程才，虽然表面上听话，但总觉得他有点利用我们队长，不是那种光明正大的人。”
“这种人胸无大志，只图眼前小利。”
“年轻人中，我觉得王文清还不错。”
分手时，刘强缓步说道：“王文清算是个典型的失足青年，大白天在马路上抢人钱包。他犯罪跟家庭有关系，你知道，他父亲残废，母亲又在二大队。这几年懂事多了。”说罢朝陈兴国挥挥手，“犯人的事一下说不完，以后慢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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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一对母子
离春节还有两星期，天很冷了，虽没有下雪，但寒冷的北风呼啸着，国道两边的大树枝条像跳舞似的摇晃着，树枝上的黄叶稀稀拉拉地吹落到路肩，在行人的脚下翻滚着。西山支队厂区大道两旁梧桐树上的枝条也光秃秃的，地上被生活卫生中队早起的女犯扫得干干净净，但急速的寒风还是不时地将路边的尘屑卷向一边。
上班没多久，刘强正与陈兴国说着话，忽然接到二大队祝春霞的电话，说她们中队阎冬娥想见儿子。祝春霞是二大队副教导员兼一中队指导员，凡是阎冬娥想见儿子，她都直接与刘强联系。刘强他们和祝春霞中队的班次同步，上午休息，约定十点见面。刘强放下电话说：“王文清母亲要见他，正好可以把他减刑的事说一下。”说罢又拿起电话打到大队值班室，向应树根报告了。
“王文清还算争气。”陈兴国道，“这次就是程才减少了，以前无期犯人减到十六十七年的多，减十五年的都有。”
“嗐，这次能减就不错了。”一说起程才这次报减刑的事，刘强就一脸的无奈。上个星期中队将减刑摸底对象报大队后，当天下午刘强就找了应树根。应树根任副教导员后，大队一把手金洋就把管教上的事全甩给了他，全大队犯人的减刑问题他说了算。为了吸取去年失败的教训，刘强决定今年主动出击，据理力争。走进大队值班室，刘强见只有应树根和大队内勤刘光明两人，便拿出烟打给了应树根，应树根点烟吸了一口，神情愉悦地点点头：“坐一下。”刘强在沙发上坐下，笑笑地看着这个顶头上司想着怎么开口。他告诉应树根，自己中队虽然报了六七个人，但按照往年比例，只有四到五个人能报上去，他的想法是有两个侧重点：一是可以减刑释放的，如王文清余刑不多，减了可以放走；二是多年从未减过刑的也要重点考虑一下，譬如程才无期徒刑来西山支队六七年，从未减过刑……一听刘强提起程才，应树根就接话道：“他怎么能减刑呢？”应树根今天的心情还算不错，说话语气也比较和缓，“先是操骂干部，后又和女犯拉扯，典型的反改造分子，专政对象。给他减刑，我们立场就有问题。”刘强说：“骂队长，挨了打；猪油的事，也惩罚了。实事求是说，这个人可减可不减，但来了这么多年，生产上你也知道是把好手，又是无期，减刑也是让他在希望中改造嘛。”听刘强说完，应树根也爽快地对刘光明说：“就算一个。”刘光明问报减多少，应树根看了一眼刘强说：“只有六个功，改造表现又不好，顶多减为十九年。”刘强道：“少了吧？很多无期的都减到了十六七年。”
“那就加半年，十八年半，”应树根道，“让他在希望中改造。”
听完刘强的叙述，陈兴国笑了笑，无语。
刘强也闷着头喝水。过了会儿刘强看看表，已九点半了，便道：“你忙你的，我带王文清去女犯那边。”
刘强领着王文清下楼来到界屋工地。界屋已基本建成，上下三层，正在进行内部粉刷。他们从中间车行过道穿过界屋，进入女犯监舍大院。
穿过院子，刘强领着王文清直奔女犯监舍大楼。到了三楼，刘强走进右边的民警办公室，见只有彭彩云一人，便道：“祝教呢？”
“到五楼看节目去了。大队彩排。”彭彩云说。她是省劳改警校的毕业生，工作了几年，现在是中队副指导员。彭彩云让他们进屋坐，她告诉刘强，祝教交代今天由她负责阎冬娥与儿子会见的事情。王文清自己在窗前的小板凳上坐下了，刘强坐在靠墙的木条椅上看着彭彩云说：“你们不打电话，我都准备联系你们。”
“昨天上午，东海那个蔡老师看了阎冬娥，下午上班时，她就说可不可以见一下儿子。所以今天一上班祝教就打了电话给你们。”
彭彩云说的那个蔡老师名叫蔡怡，是东海市一名模范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获得者，上半年曾到二大队开展帮教活动，重点对蔡小芳等性格怪异女犯进行面对面帮教，这次又乘在隔壁劳改支队开展帮教活动之机，再次来到西山支队与蔡小芳她们见面。其间，蔡老师听说了阎冬娥母子的事情，便提出要看一下阎冬娥，本来还打算见一下她儿子，因已买好了回东海的火车票，时间来不及，只好下次再见。
听了彭彩云的介绍，刘强心中一阵感叹，一个退休之人，为了这些素不相识的失足青年和犯罪妇女，快过年了都还在奔波，确实令人感动。
这时，彭彩云把王文清的母亲阎冬娥叫进了办公室。阎冬娥一见刘强，脸上有意露出点笑容：“刘指导员。”刘强示意她坐，自己起身坐到和彭彩云并排的一张椅子上。阎冬娥看看椅子又看看彭指导员，神态窘迫，因为每次都有两张小板凳，今天只有一张，被儿子坐了。“就座那里。”彭彩云及时发出指令。
阎冬娥轻轻地在木条椅上坐下，手里攥着一盒巧克力。平时，王文清母子见面一般都是陈兴国带的时候多，刘强已一年没见王文清母亲。王文清的母亲四十多岁，看上去却是五十多岁的样子，脸无血色，发无光泽，虽在儿子面前强装笑脸，但缺乏正常人的那种精神气。刘强决定把她儿子有可能被减刑提前回家的消息告诉她，让他们母子高兴：“年底你儿子减刑有希望，如果没什么事，应该可以回家过年。”
“是吗？”阎冬娥为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忽然就落下一串泪珠，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指导员……”王文清听到刘指导员提前透露的好消息，也激动得嘴唇嚅动了半天，最后挤出两个字：“谢谢！”
王文清的“谢谢”二字是发自肺腑的。当年王文清陷入“江中帮”，就是刘指导员把他从团伙的泥潭中拉出来的，如果不是刘指导员这颗“救星”，他的命运将和熊根水一样，还得在监狱里待几年。更让王文清忘记不了的，是刘指导员挽救了他们母子关系。
那是王文清被判刑入狱来到西山支队后的事。有一天，祝春霞来到刘强他们车间值班室，问他们中队有没有王文清这个人。得到肯定答复后，祝春霞高兴地说：“总算找到了。”原来，她们中队的阎冬娥前几天听说儿子王文清因抢劫被判刑后关到西山支队来了，便请民警帮她寻找儿子的下落。祝春霞叫人去管教科查一下，获知她儿子就在本大队，先问了二、三中队，但查无此人。今天上班处理完手头上的事后，祝春霞便自己过来询问。获知王文清就在车间上班，祝春霞心里很高兴，当即便要刘强叫他来核实情况。方冬生把王文清叫进值班室，祝春霞一见他差点叫出声来：太像了，这脸盘和她妈就一个模子。王文清进屋有点意外，屋里除了自己中队的两个队长，还有一个女民警。“你叫什么名字？”女民警问道。“王文清。三横王，文化的文，清楚的清？是。”王文清答着，忽然想起这人自己见过，就是这里的民警，莫非是有意来找自己的？没等王文清多想，女民警笑道：“你知道你母亲在这里吗？”王文清却头也不抬：“我没有娘。什么？”几个民警都瞪眼看着他。刘强让他在墙根的小板凳上坐下：“慢慢说，怎么回事？”王文清在小板凳上坐下，却低着头不肯说话。那女民警一脸茫然地看看刘强他们，然后挪动身子坐在椅子边沿，双手扶在膝盖上看着王文清说：“你真的没有母亲？”王文清始终低着头不肯答话。僵持了一会儿，祝春霞示意先让他回去，以后再说。王文清走后，祝春霞简单说了下阎冬娥的案情。
阎冬娥犯的是杀人罪。她本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两个儿子一个女，老公王某很能干，不仅田种得好还会烧砖瓦窑，农、副两旺，日子过得比较红火。谁知在一年春上，她家从外面新请了一个姓张的帮工，从此这个家庭就灾星临头了。原来这个帮工不是本分人，见主妇阎冬娥模样端庄，虽已是几个孩子的妈了，但风韵犹存，没来多久便欲火中烧了，想方设法挑逗她。阎冬娥经不住张某百般引诱，不久两人便勾搭成奸，但彼此又不满足于偷情，想结为夫妻永不分离。他们异想天开地认为只要把她老公除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过夫妻生活，于是想方设法要害死王某，但几次下手均未得逞。后来张某买来几包老鼠药交给阎冬娥，要她给王某服用。阎冬娥虽答应，可望着几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迟迟下不了手。一天中午两人贪欢后，张某再次催促，阎冬娥终于咬牙将老鼠药拌入晚饭中端给丈夫吃。幸亏王某吃后抢救及时，才幸免于难。
“又是奸夫淫妇惹的祸。”方冬生愤愤地说。
刘强点点头：“这可能就是王文清不认他娘的原因。”
“我们到大队去查一下他的档案。”祝春霞忽然想起这主意，刘强点点头。
刘强陪着祝春霞走进大队办公室，和教导员金洋打了招呼，然后直接往档案室走去。管档案的姚小芬听他们一说，起身去取档案。两个绿色档案柜里档案塞得满满的。姚小芬很快找出了王文清的档案，刘强接过档案翻着，见入队登记表“社会关系”一栏中有父亲的姓名，有哥哥的姓名，也有妹妹的姓名，就是没有母亲的姓名。这可是王文清进西山支队时自己填的登记表，怎么回事？祝春霞和刘强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其解。搞错了还是他故意不填？祝春霞这样想着，刘强说话了：“我晚上找他谈一下。你那边也再问一下。”祝春霞无奈地点点头。
当晚进监刘强第一件事就是找王文清谈话。那时三大队监舍就在现在大院的北楼原址（北楼是八十年代中期才建起来的），是六十年代建造的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楼房西侧有个二三百平方米的院子，东面围墙电网，西面是洗澡间的后墙，电网拉在屋檐上，北面土墙上砌了砖墙电网，电网内一棵不知名的大树枝繁叶茂，树那边是生产车间。监舍楼陈旧简陋，空间狭小，常日班住一楼，三个运转班中队住在二、三楼。只有一个民警值班室。管教干部们晚上进监，除了上楼巡查一般都在办公室待着。这天晚上刘强进院子后瞄了一眼右边的窗户，值班室灯未亮，他便往后面的楼梯走，从露天台阶上到二楼后，走廊里光线暗淡，三三两两的人或站或坐着在闲聊、抽烟，空气中充盈着烟味和从旁边兼顾洗漱功能的敞开式卫生间里散发出来的臊臭味，令人不爽。刘强往里走几步，发现王文清和万建华、熊根水坐在走廊尽头闲谈，便叫他过来。王文清明白刘队长找自己为何事，心情郁郁地跟着他上到三楼。三楼走廊安静多了，上晚班的人大多已睡觉，只有几个人还在抽烟闲聊。刘强领着王文清往走廊一头走去，两人在窗户边停下来，回头看时那几个闲聊的进监号去了，走廊上一下寂静了。刘强：“你登记表上怎么没填你娘的名字？”王文清头也不抬：“我没有娘。胡说，”刘强看着他道，“没有娘，你哪来的？”先前低头的王文清这下变成了歪头。刘强瞧他那样子，心想他跟自己娘会有多大的仇呢。过了一会儿刘强说道：“你娘知道你也在这里，很心痛又着急，委托她们干部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你却不肯认她，到底怎回事？”刘强始终瞧着他道，“有什么就说出来，看看我能帮你点什么？”王文清又低下了头，但却不肯说什么。瞧这样子，刘强心想那个阎冬娥是他母亲无疑，他虽没说什么，但未否定，说明他已知道了自己是和母亲在一个劳改队。刘强觉得今天的谈话已达目的，余下的事留待日后再说。于是他换一个话题道：“万建华还在找你？”王文清道：“闲聊，他们的事我不参与。”王文清因抢劫判刑入狱后，正值“江中帮”酝酿报复“东海帮”之际，因王文清来自远郊也算是江中人，万建华便想拉拢他参与报复东海犯人的活动，但刘强看出“江中帮”企图的端倪后，先后三次找王文清谈话，终于打消了王文清入伙的念头。今天看到王文清又和万建华混在一起，刘强有点担心他们的关系死灰复燃。王文清很认真地说：“刘队长，我答应你的事我会做到，你放心。”看着对方一脸真诚的样子，刘强也就默然了，心想只要王文清自己把持住，与万建华的正常交往也就无所谓。于是他说：“你娘的事，好好想想。再不好，再有错，也是你娘呀。”王文清还是不吭声，默默地跟着刘队长下了楼。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刘强趁着转中班上午休息的机会，一上班就来到了监舍小院。天气很好，自己班上几个人在散步。刘强让人去叫王文清。那犯人答应一声就上了楼。刘强在院子里踱着步，院墙上那棵大树的树枝在晨风中轻轻摇曳，土墙上稀稀拉拉长着不少杂草和小树丛，院子里砖头铺就的地面积了薄薄一层污垢，秋高气爽的日子，院子里倒显得有点阴凉干爽。王文清来到院里时，刘强站在西北角。两人还没说话，院门岗亭值班的犯人提着一把钢筋椅子笑笑地放到了刘强面前。刘强点点头把椅子挪到墙根边坐下，王文清也知趣地蹲在刘队长面前。刘强开门见山地说：“你娘的事怎样？我不想她。崽是娘的骨肉，她很想见你。”那天祝春霞离开后，便把王文清不想认阎冬娥的事跟她说了，阎冬娥当时没说什么，据与她一个监号的女犯说，阎冬娥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还听到了她捂在被子里的哭声。昨天祝春霞又将这情况反馈给了刘强。“王文清，”刘强俯身看着他说，“你跟我说实话，你怎么就不愿认你娘呢？母子间能有多大仇？”王文清静静地蹲着，就是不答话。刘强又说：“你娘的案子我也了解，她确实是对不起你父亲。我又哪里不是她害的呀？”王文清忽一下站起身，用手擦了擦两眼，泪珠就扑簌簌地落下来，须臾便又蹲下来。原来王文清母亲因谋害丈夫被判刑十年投入西山支队改造，王文清的父亲大难不死，此后经常醉酒，消沉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在亲戚的撮合下和一个寡妇同居了。父亲与人同居后，王文清的生活受到的影响虽然不大，但他心理的创伤却是巨大的，残缺的母爱在他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没有起到应有的正面作用。身心都在成长的他，高一、高二没有能延续初中阶段的学习势头，染上了贪玩的习惯，以至于高二未结束就因与人抢劫而被判刑五年送到了西山支队……刘强一直看着眼睛红红的王文清，十分认真地说：“你说得没错，你就是被她害的，你不想理她也是有道理的，我同情你。”王文清听刘队长这么说，抬头看了他一眼。刘强忽然话锋一转问道：“你读过毛主席的《矛盾论》么？”王文清狐疑地抬起头，又低下头：“没有。也难怪，你们这一代人已经不学了，我们那个时候学得多。别的不说，就说《矛盾论》中一句经典的话——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拿你来说，你娘就是外因，你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娘是有责任的，因为她不仅失去了正面教育你的机会，客观上还促使你走向歧途，这就是我同情你的原因。”刘强把椅子挪近一点说：“话又说回来，你犯罪主要还得怪你自己是吧。比方说母鸡孵小鸡，我们都是农村的都懂，你让母鸡去孵鸡蛋，鸡蛋会变成小鸡，要是让母鸡去孵石头，石头能变成小鸡吗？什么也变不成。所以你走到今天这一步，主要责任还在你自己，你娘是有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总不是她叫你去抢人家东西的吧？所以你不能把责任全推到你娘身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听了刘队长一番话，王文清仍没抬头，但心里思忖开了，刘队长说的都是家常道理，好像是这么回事。娘是有错，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影响了自己的学习，也影响了自己的心绪……这些都是娘造成的，如果她不出事，父亲后面的事也不会发生，自己的人生之路也不会偏离方向……但像刘队长说的一样，关键还是自己，如果不放松自己，扛得住同学的诱惑，不跟他们出去玩，又怎么会发展到去抢别人的钱包呢？……王文清慢慢明白过来后，低着头挤出句：“你说的也有理。”一听王文清开了口，刘强心里高兴起来，他接着说道：“古话说得好，老母一百岁，常念八十儿。这人世间只有母爱才是伟大的，永恒的。你娘知道你在这里，也知道你恨她，可她就是想你，这就是伟大的母爱。现在明白了吗？”王文清似乎蹲累了，乘机起身说：“好嘛，哪天你带我去见她吧。”
从此在刘强和祝春霞他们的关心下，王文清和母亲几乎每个月都能见一次，因为阎冬娥时常会想起儿子。虽然她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谁来看她，生活过得很艰苦，但她比以前快乐，劳动时都带着笑，每个月得的几元钱奖金和半年小结年终鉴定后发的几十元的奖金，她几乎从不支出，积到每月见儿子前，她就拿上存折到小卖部去买罐头鱼等见面时捎给他。有一次她贫血晕倒了，醒来后祝春霞、彭彩云都劝她说：“你自己的身体也要注意，买点营养餐吃。”阎冬娥虚弱地笑笑说：“我没事……”如此几年，阎冬娥在狱中享受着特殊的天伦之乐，但时间一长，阎冬娥的新忧虑又来了。同犯们好心的絮叨，让她坐立不安：这么大一个儿子待在劳改队不是个办法，得让他早点出去才行。文清的刑期虽不长，但总是能早一天就早一天出去好。这事她没别的办法，只有每月接见时多说说儿子。国庆见面问起他何时能减刑时，儿子还一脸的茫然，想不到今天就得到好消息，阎冬娥用充满感激的眼神望着刘指导员说：“谢谢！谢谢！”
阎冬娥与儿子慢慢说着话。刘强探着身子问彭彩云道：“上次那个猪油的事查出了什么结果？”听刘强问起这件事，彭彩云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出门。
天冷风寒，还有人站在铁栅栏前向外张望。监舍走廊的铁栅门关着，一名上了年纪的值班犯在门里坐着，身上披着黑色大衣，手里纳着鞋底。
彭彩云压低嗓子说：“你们跟这边通了情况后，我们中队就查了，查了好几天，查到应该是柳如玉送的。柳如玉你知道吧？”
刘强点点头：“听说过。”
彭彩云往下说道：“查到柳如玉就不了了之了。我们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彭彩云侧头凑近说：“后来听说是男犯没交代，没有证据，不好下结论。这种事可大可小，支队也不会过问，不就算了。”
刘强笑笑。过了会彭彩云问道：“你们排了几个节目？”
“我们准备了两个。”
这时，大院里一部中型卡车从界屋钻过来开到食堂前停下了，有女民警带着女犯开始卸货。
十一点，刘强觉得该回去了，和彭彩云回到值班室，王文清和母亲忙立起身。彭彩云看着阎冬娥母子说：“差不多了。”
阎冬娥笑笑：“谢谢指导员。”说罢，把手上一盒巧克力塞到儿子手里说，“昨天一个好人给的。”
彭彩云看着她儿子说：“昨天蔡老师给你妈的，你看你妈一点什么好东西都留给你。”
刘强看着王文清说道：“这就是人间第一亲，人间第一爱。”
彭彩云也说：“你妈很后悔过去的事，你也要原谅她。如果今年她评到积改，明年减刑幅度会更大。”
阎冬娥母子俩都没说话，但他们的眸子里都充满了感激，也充满了对自己减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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